張家口新聞網訊:
學者祁美琴、 李立璞《明后期清前期長城沿線民族貿易市場的生長及其變化》 一文對長城沿線的民族糾結給予了一個精確定位: “清代以前, 長城一直是中原王朝用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掠奪的軍事設施, 長城沿線雖戰(zhàn)火不斷, 但兩邊之間的貿易交往卻時常以各種方式進行。 有政權之間的朝貢、 和親、 互市, 也有民間的走私貿易。 這些貿易形式往往與戰(zhàn)爭相交替,時斷時續(xù)。” 專家的定位,在張家口得到了詮釋。 張家口是兵家必爭之地, 也曾是民族貿易市場。 戰(zhàn)爭與和平、 生命與死亡、 繁榮與凄涼, 在這里周而復始, 更迭演繹。 經過千百年的氤氳熔鑄, 到隆慶年間, 張家口的歷史, 也進入了一個拐點。
嘉靖四十五年 (1567年), 固執(zhí)的明世宗死了,穆宗繼位。 隆慶開元, 奸臣嚴嵩被彈劾。 先后入閣擔任首輔的高拱、 張居正革弊施新, 在東南沿海改革開放, 取消海禁; 在北部長城沿線順應民意, 設立馬市。 他們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使經濟得到大治, 社會逐漸繁榮安定。這段歷史, 史稱隆慶新政。
庚戌之變之后的隆慶四年 (1570 年), 本來是俺答汗孫子把漢那吉的媳婦, 被迫嫁給了年近六十的俺答汗。 一怒之下, 把漢那吉帶著幾個隨從投降了明朝。
明朝中后期, 朝廷派領一品銜的宣大總督負責宣大長城一線軍務。 這一時期的宣大總督叫王崇古, 他戍邊多年, 是個對漢蒙關系有著獨到見解的官員。 聽到把漢那吉來降的急報, 他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意識到, 這很可能是個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于是, 一面安撫把漢那吉一行, 一面將事情原委急報京城。
面對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 明朝廷應該怎樣應對呢? 關鍵時刻, 高拱和張居正出面了。 這二人借把漢那吉這顆棋子, 最終制約了一代梟雄俺達汗。
現在, 我們梳理一下整個事件。 把漢那吉投奔明朝這一事件是一場心理戰(zhàn)。 論心術, 俺達汗遠不是高拱、 張居正、 王崇古的對手。 為討要回孫子,俺達汗率兵殺到大同城下。 沒想到, 明朝閉關不理。 幾天過去, 俺達汗的銳氣已挫去大半。 然后是談判。 談判伊始, 朝廷只派出一個小百戶官來見俺達汗。 這招高明, 按規(guī)矩明朝得派個上品級的高官, 可俺達汗說不定馬上扣人, 逼明朝放回把漢那吉。 朝廷派出的這個官叫鮑崇德, 小百戶長一個。這鮑崇德是個 “老油條”, 他不慌不忙, 有條不紊地執(zhí)行著高拱、 張居正、 王崇古、 方逢時四巨頭的指令, 一步步把俺達汗誘進一個他們事先設定好的棋局之中。 結果, 俺達汗遣返了 “漢奸” 趙全, 朝廷讓把漢那吉風風光光地回到草原。 更重要的是, 十分確定在大同、宣府、 山西三鎮(zhèn)的長城附近開設馬市。 轉年, 明穆宗下詔, 封俺答為順義王, 授以王印。圈套變成了美麗的花環(huán),事件以明朝廷和俺達汗皆大歡喜, 以長城內外各民族握手言和, 坦誠以待的結局隆重謝幕, 這就是史稱的 “隆慶議和”。
隆慶議和以后, “戎馬無南牧之儆, 邊氓無殺戮之殘”, 每年 “所省征調費不啻百萬”, 長城沿線出現了 “六十年來, 塞上物阜民安, 商賈輻輳,無異于中原” 的興旺景象。
隆慶議和是長城功能轉型的起點, 從此漢蒙之間化干戈為玉帛, 長城沿線馬市貿易為長城兩邊的民眾開創(chuàng)了和平發(fā)展的新局面。 值得研究的是, 最終是戰(zhàn)爭的傷害和傷痛,讓長城內外的人們開始了反思, 開始了正視, 開始了警醒, 也開始了抉擇。是傷痕累累的長城, 用它親身的經歷書寫了長城的鐵血歷史。 自此, 失去了軍事防御作用的長城, 被賦予了新的使命, 升華為一種精神符號。
隆慶五年 (1571 年)農歷六月十三, 是張家口人應該永遠記住的日子。因為, 這是歷史上張家口作為塞外軍事重鎮(zhèn)最早開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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